我和我的商業伙伴大衛·科爾比·里德曾經為紐約市的一個品牌設計項目工作。我們的任務是創造新的品牌工具，幫助財務顧問留住他們的客戶，那些需要幫助的居民，比如做預算，申請抵押貸款，或者鞏固學生貸款債務。我們不局限于任何預定的格式或媒體，我們提出的設計輸出可以是數字，物理，視覺或實驗。
數據顯示，至少參加過三次財務咨詢的客戶更有可能實現自己設定的財務目標。
作為一名品牌設計師，我的動力來自于對現狀的不滿。我總是想讓事情變得更好，更美麗，更深刻地豐富人類的經驗。對我來說，品牌設計本身就是政治性的，當我被邀請進入一個社區或機構時，我不能把外面的元素留在門口。這個機會讓我覺得是一個完美的創意設計機會，可以利用我的設計技巧來解決系統性問題，并為他人帶來實質性的社會影響。
然而，大衛和我很快意識到，我們的努力將受到政治和經濟現實的制約。無論我們的設計如何創新，提供預算或財務管理建議，它們都無法彌補因無法賺取生活工資或獲得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而失去的機會。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一個使貧困和不平等永久化的更大體系內，設計出一個公共服務的漸進式改進。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很高興能將這個項目作為一種將更多以設計和社區為中心的方法引入公共服務的方式。我們決定，盡管存在系統性挑戰，但在地方一級作出小小的改變仍然很重要。
這種經歷并不是什么新鮮事。設計師很少能白手起家。我們建立在組織和社會層面的遺留系統之上，并受其約束。我們尋求在業務需求和用戶需求之間找到平衡。我們作出的選擇是為了解決“更好”和“完成”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取舍（或者至少是“現在就足夠好了”），我們最好的工作是在原則理想和實際現實之間進行談判。
“中間人”
我想我之所以選擇品牌創意設計作為職業，是因為我一生都有駕馭這一“中間”的經歷。我是第一代臺裔美國人，我處理過自我與社區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來自亞裔美國人所處的“種族種姓制度”，歷史學家伊莎貝爾·威爾克森使用的一個術語。一方面，我們有一個典型的少數民族神話，它“頌揚”像我這樣的人的成功，以此來推翻其他人在種族主義制度下所面臨的斗爭。另一方面，亞裔美國人受到永久的外國刻板印象的影響，這種刻板印象的范圍從對我的英語的贊美和對“我到底從哪里來”的問題到被告知“回到我原來的地方去。”還有竹子天花板，指亞裔美國人在行政管理角色、媒體、職業體育和選舉政治中代表性不足。
我的決定被“我”和“我們”之間的這種動態所左右。剛到美國時，我努力學習英語這個新國家的語言，但現在我的普通話水平已經被凍結在小學階段。我從小就沉浸在音樂和媒體制作中，但由于世界上緊迫的人權不公，我選擇了主修政治學。最終，我發現設計的中間性既能滿足我個人的創作沖動，又能為產生社會影響提供一種規范。
我的公民身份、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成就使我感到榮幸。我的目標是利用賦予“我”的特權來幫助“我們”。這是我努力建立一個公共平臺以獲取權力和影響力的動力。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局外人，有時在局內贏得了一席之地，正因為如此，我的身份在許多專業背景下天生就是政治性的。但是，相對于我們這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的規模，我常常感到無能為力。我無法單獨解決這些系統性問題，但我也知道，我個人的努力確實很重要。不過，一個人給多少錢就夠了？
我不是唯一一個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在這里，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學習如何向前邁進。
